作者:白先勇 【聯合報副刊】
我是1952年從香港到台灣來的，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，當時我十五歲，在建國中學讀書。
可是我在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分裡，我常常遇到老一輩的台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說：
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，台灣人更不得了啦！
他們指的是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，蔣中正特派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到台灣宣慰，處理二二八善後問題。
父親在關鍵的十六天中，從3月17日到4月2日，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。
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。
那些台灣父老對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，都壓低了聲音，似乎餘悸猶存，二二八，在戒嚴時代，還是一大禁忌，不能隨便談論的。
白崇禧(中)將軍接見二二八事件期間協助政府避免流血的卑南族領袖馬智禮(右)、
卑南族國代南志信(左)。（圖／聯合報資料照片）
1947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，不僅是台灣史上，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。
1894至95年，甲午戰爭、馬關條約，台灣被割讓，台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。
1937至1945年，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，中國人民喪失三千萬生命，亦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而這同一民族、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，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，留下巨大創傷，難以彌補的裂痕。
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複雜原因，許多學者專家從各種不同角度作過詳盡分析，
但從二戰後全盤歷史的發展看來，二二八恐怕並非偶然，類似衝突，難以避免。
二戰日本投降來得突然，接收工作，國民政府措手不及，
東北、華北平津一帶、華東京滬區，是接收計畫重中之重，一流軍隊人才都遣派前往。
台灣在當時接收計畫中，重要性排名後段，來接收的軍隊以及人員當然也屬二、三流了。
事後證明，國民政府接收東北、平津、京滬一一失敗，
這也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，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，情況更加複雜。
台灣接收，未能順利，爆發二二八，並不意外。
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，亦正是國共內戰的尖銳時刻，中國大陸從東北到華北，遍地烽火。
蔣中正正忙於調動胡宗南部攻打延安，剿共是國民政府當時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標，
同時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，其嚴重性及後座力，政府未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，
直到事態發展不可收拾，只得派兵鎮壓，全島沸騰，蔣中正才命令父親到台灣宣慰，滅火善後。
蔣中正任命父親到台灣宣慰，基於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，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，
父親因抗日軍功，成為一代名將，在民間有足夠的聲望，而蔣中正對父親處理危機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。
當時父親正在華北巡視各綏靖區，3月7日飛抵山西太原，即接到命令，緊急返回南京。
3月17日，父親赴台展開宣慰，展開停損善後工作，當時，二二八已發生兩個多星期，
3月8日深夜，奉命來台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主力在基隆上岸，
其後一個星期，暴力鎮壓，濫捕濫殺，隨即展開，
有不少台籍菁英分子以及基層百姓，在這個期間喪命。
父親本來計畫3月12日來台，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，遲來數日。
父親抵台時，面臨的情況，十分複雜敏感。
當時全島人心惶惶，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，任何處理不當，即有火上加油、災情擴大的可能。
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，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，他的態度及措施攸關善後工作的成敗。
白崇禧進入原住民部落宣撫，對原住民同胞講話。
圖／取自《止痛療傷：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》
據父親回憶錄自述，他處理二二八的基本態度是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
他對二二八受難者，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，都心存哀矜，希望息事寧人。
事實上他未赴台前，已聽取各方的情報，因此他對於台灣情況，是有所了解的。
父親行事，一向深謀遠慮，高瞻遠矚，但行動卻劍及履及，當機立斷。
雖然他治軍嚴格，但賞罰分明。尤其人命關天的案子，父親宅心仁厚，謹慎判斷。
抗戰期間，日本空軍空襲成都，我空軍成都軍區司令張有谷，
令第五大隊隊長呂天龍率領十六架飛機避往天水，因為國軍飛機裝備比日機差一大截，無法正面迎戰。
呂天龍臥病，由副隊長余平享帶隊，降落天水機場時遭日機突襲，全軍盡歿。
蔣委員長震怒，將張、呂、余押至重慶槍決。
蔣命父親任軍法審判長，父親對蔣說：
「軍法審判必得其平，始可信服部下，若當斃而不斃，則我不做，若不當斃而斃，我亦不能作。」
後來父親將三人免除死刑，為空軍保留了幾位優秀人員。
他對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，亦是持同一態度。
他顯然認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，尤其是青年學生，即使有所觸犯，也應罪不至死。
所以他來台宣慰，基本上是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，免除許多人的死刑。
事實上當時台灣的氣氛相當肅殺，
陳儀手下有一派人，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，主張嚴厲制裁，大開殺戒。
父親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重要記載：父親召開清鄉會議，柯遠芬在會上慷慨發言：
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，此等暴民淆亂地方，一定要懲處，寧可枉殺九十九個，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。
柯遠芬還引用列寧的話：對敵人寬大，就是對同志殘酷。
父親當場嚴加駁斥：我糾正他，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，
但古人說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，
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，公開審訊，公開法辦，
若暗中逮捕處置，即不冤枉，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。
二二八事件中，濫捕濫殺，柯遠芬扮演重要角色。父親回到南京，即向蔣中正彈劾柯遠芬：
處事操切，濫用職權，對此次事變，舉措尤多失當，
且賦性剛愎，不知悛改，擬請予以撤職處分，以示懲戒，而平民忿。
可見父親對柯遠芬濫殺鎮壓的主張，完全不能認同，徹底反對。
他以國防部長的身分，三番四次下令「禁止濫殺，公開審判」。
父親寬大處理的措施，對於穩定人心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，
軍警情治單位由此收斂，許多已判死刑犯人，得以免死，判徒刑者，或減刑，或釋放。
設若父親當時的態度稍顯躊躇，未能及時制止柯遠芬等人，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數就遠不止現在這些數目了。
父親一到台灣便馬上積極展開宣慰工作。
3月17日，下飛機後，當晚六時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廣播，宣布政府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。
吳濁流在《無花果》中記載：
白崇禧將軍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。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。
父親在台灣十六天，從北到南，到處廣播演講，宣揚政策：
廣播五次，對長官公署全體職員及警備總部全體官兵訓話各一次；
對省市各級公務員、民意機關代表、民意代表訓話共十六次；對高山族代表訓話二次；
對駐臺陸、海、空軍及要塞部隊訓話五次。對青年學生演講廣播二次。
父親這些講話，起了穩定民情、約束軍警的效應。
除了「禁止濫殺，公開審判」的命令，影響了許多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之外，他宣布的其他幾項原則方針，也有重大意義：
涉事青年學生，免究既往
捲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學生，不在少數，因恐懼報復，不敢上學。
父親最關心這些學生的安危，特別頒布命令，保證學生安全：
「凡參加事件之青年學生，准予復課，並准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，只需由家中父兄領回，即予免究。」
3月20日下午六時半，父親向全省青年學生廣播，除了保證復學學生人身安全外，並呼籲學生：
切望你們放大眼光，不要歧視外省人，破除地域觀念……。
我們要本親愛精誠，如手如足，互助合作。
3月27日上午十時，父親赴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廣場，對台大及中等學校學生約八千人演講，再次保證學生安全：
一切曾被脅迫盲從之青年學生，均應盡速覺悟，返校復課，可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，當予不究既往。
余已飭令軍、警不許擅自逮捕，並將絕對保證青年學生之安全。
父親再三的命令保證學生安全，當時應該有大批涉案的學生，獲得赦免，恢復上課，繼續他們的學業。
安撫外省公務員
二二八事件中，頭一個星期，全省有不少外省人，尤其是公教人員，受到毆打，有的甚至喪失生命。
因此公教人員紛紛攜眷離開台灣，
父親於3月20日下午三時，在長官公署大禮堂（今行政院），召集台北公務員講話，其間特別安撫外省公務員：
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，勿稍灰心。
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，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，諸君留台服務，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。
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，即就教育而言，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。
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，僅為極少數之不良分子，
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，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，
二二八事件，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，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，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。
有部分涉案原住民，事後攜兵器逃避山中，父親於3月26日晚間七時，於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原住民同胞廣播，
勸令逃避山中原住民交械歸來，既往不咎。並接見協助政府的原住民領袖馬智禮、南志信等人，善加勉勵。
父親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風式的宣慰工作，穩定民心、恢復秩序，有止痛療傷的正面巨大效果，
對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發展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。
近年來，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，以及史料蒐輯，官方及民間都下了不少工夫，出版為數甚多的書籍，
可是令人訝異的是，父親宣慰台灣，十六天中所作的重大措施及其影響效果，官方文獻，或者按下不表，或者一筆帶過。
閱讀台灣官方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，無論主導者為行政院、省政府，或中央研究院，幾乎都看不出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停損工作所扮演的角色。
而民間學者專家的論述，也甚少論到這一節，更無一書全面探討。
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、黃嘉謨兩位教授，各自撰寫過一篇論文，記錄父親來台宣慰的始末。
父親二二八宣慰史實被官方以及民間學者所忽略，細究其因，並非偶然。
父親自從1948年，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，與蔣中正產生嫌隙，
更因徐蚌會戰，兩人衝突更為尖銳。
此役國軍大敗，蔣中正隨之下野，期間父親曾發〈亥敬〉、〈亥全〉兩電，建議美國出面調停。
蔣須下野，才能和談。兩封電報，觸怒蔣中正，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。
1949年底，父親入台，本意與中華民國共存亡，可是蔣中正卻派情治人員，對父親嚴加監控，在台十七年，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。
事實上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，並無兵權政權，而父親言行謹慎，與海外桂系勢力並無聯絡，
對蔣中正政權，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，當局對父親實在不需如此防範。唯一的原因，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。
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後來台宣慰，實行了不少德政，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，
台灣人民感念其恩，在台灣民間，當時國民黨官員中，父親德望甚高。
多位台灣仕紳，一直與父親保持來往。這，就犯了當局的大忌。
雷震一案，就因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等過往太密，企圖組織反對黨所致。
有聲望的外省人士與台灣仕紳「勾結」，是當局的「夢魘」，必須阻止。
我閱讀蔣中正在台灣時期的日記，發現蔣對父親的確猜疑甚深，處處防範。
當局對付父親的策略，是將父親的歷史，如北伐、抗日的軍功，當然也包括二二八時來台宣慰的成績，消滅抹煞；
企圖將父親在民間的聲望，在民國史上的地位，撼搖更改。
例如官方出版唯一一本有關抗戰著名戰役「台兒莊大捷」的書籍，
登載國軍將領照片，卻獨缺白崇禧、李宗仁兩位桂系主帥。
另一方面，國民黨宣傳機構自徐蚌會戰失敗、因而失去大陸之後，一直宣傳：
華中白崇禧按兵不動，見死不救，徐蚌會戰乃敗。這項中傷謠言，一直持續，滲透到國軍軍中，迄今不散。 （上）
民國36年4月2日，國防部長白崇禧（前）完成任務，準備飛返南京。
陳儀（後方轉頭背對者）前往松山機場送行，兩人在二二八當中的角色截然不同
圖／取自《止痛療傷：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》非報系
【2014/03/10 聯合報】2014.03.10 03:52 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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