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白先勇 【聯合報副刊】

我是1952年從香港到台灣來的,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,當時我十五歲,在建國中學讀書。

可是我在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分裡,我常常遇到老一輩的台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說:

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,台灣人更不得了啦!

他們指的是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,蔣中正特派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到台灣宣慰,處理二二八善後問題。

父親在關鍵的十六天中,從3月17日到4月2日,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。

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。

那些台灣父老對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,都壓低了聲音,似乎餘悸猶存,二二八,在戒嚴時代,還是一大禁忌,不能隨便談論的。

白崇禧-1  

白崇禧(中)將軍接見二二八事件期間協助政府避免流血的卑南族領袖馬智禮(右)、
卑南族國代南志信(左)。
(圖/聯合報資料照片)

1947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,不僅是台灣史上,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。

1894至95年,甲午戰爭、馬關條約,台灣被割讓,台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。

1937至1945年,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,中國人民喪失三千萬生命,亦是最大的受害者。

而這同一民族、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,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,留下巨大創傷,難以彌補的裂痕。

 

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複雜原因,許多學者專家從各種不同角度作過詳盡分析,
但從二戰後全盤歷史的發展看來,二二八恐怕並非偶然,類似衝突,難以避免。

二戰日本投降來得突然,接收工作,國民政府措手不及,
東北、華北平津一帶、華東京滬區,是接收計畫重中之重,一流軍隊人才都遣派前往。
台灣在當時接收計畫中,重要性排名後段,來接收的軍隊以及人員當然也屬二、三流了。
事後證明,國民政府接收東北、平津、京滬一一失敗,
這也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,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,情況更加複雜。
台灣接收,未能順利,爆發二二八,並不意外。
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,亦正是國共內戰的尖銳時刻,中國大陸從東北到華北,遍地烽火。

蔣中正正忙於調動胡宗南部攻打延安,剿共是國民政府當時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標,
同時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,其嚴重性及後座力,政府未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,
直到事態發展不可收拾,只得派兵鎮壓,全島沸騰,蔣中正才命令父親到台灣宣慰,滅火善後。

蔣中正任命父親到台灣宣慰,基於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,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,
父親因抗日軍功,成為一代名將,在民間有足夠的聲望,而蔣中正對父親處理危機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。
當時父親正在華北巡視各綏靖區,3月7日飛抵山西太原,即接到命令,緊急返回南京。
3月17日,父親赴台展開宣慰,展開停損善後工作,當時,二二八已發生兩個多星期,
3月8日深夜,奉命來台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主力在基隆上岸,
其後一個星期,暴力鎮壓,濫捕濫殺,隨即展開,
有不少台籍菁英分子以及基層百姓,在這個期間喪命。

父親本來計畫3月12日來台,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,遲來數日。
父親抵台時,面臨的情況,十分複雜敏感。
當時全島人心惶惶,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,任何處理不當,即有火上加油、災情擴大的可能。
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,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,他的態度及措施攸關善後工作的成敗。

白崇禧-2  

白崇禧進入原住民部落宣撫,對原住民同胞講話。 
圖/取自《止痛療傷: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》

據父親回憶錄自述,他處理二二八的基本態度是:大事化小,小事化無。
他對二二八受難者,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,都心存哀矜,希望息事寧人。
事實上他未赴台前,已聽取各方的情報,因此他對於台灣情況,是有所了解的。
父親行事,一向深謀遠慮,高瞻遠矚,但行動卻劍及履及,當機立斷。
雖然他治軍嚴格,但賞罰分明。尤其人命關天的案子,父親宅心仁厚,謹慎判斷。

抗戰期間,日本空軍空襲成都,我空軍成都軍區司令張有谷,
令第五大隊隊長呂天龍率領十六架飛機避往天水,因為國軍飛機裝備比日機差一大截,無法正面迎戰。
呂天龍臥病,由副隊長余平享帶隊,降落天水機場時遭日機突襲,全軍盡歿。
蔣委員長震怒,將張、呂、余押至重慶槍決。
蔣命父親任軍法審判長,父親對蔣說:
「軍法審判必得其平,始可信服部下,若當斃而不斃,則我不做,若不當斃而斃,我亦不能作。」
後來父親將三人免除死刑,為空軍保留了幾位優秀人員。
他對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,亦是持同一態度。
他顯然認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,尤其是青年學生,即使有所觸犯,也應罪不至死。
所以他來台宣慰,基本上是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,免除許多人的死刑。

事實上當時台灣的氣氛相當肅殺,
陳儀手下有一派人,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,主張嚴厲制裁,大開殺戒。

父親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重要記載:父親召開清鄉會議,柯遠芬在會上慷慨發言:

 

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,此等暴民淆亂地方,一定要懲處,寧可枉殺九十九個,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。

 

柯遠芬還引用列寧的話:對敵人寬大,就是對同志殘酷。

 

父親當場嚴加駁斥:我糾正他,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,
但古人說行一不義,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,
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,公開審訊,公開法辦,
若暗中逮捕處置,即不冤枉,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。

 

二二八事件中,濫捕濫殺,柯遠芬扮演重要角色。父親回到南京,即向蔣中正彈劾柯遠芬:

 

處事操切,濫用職權,對此次事變,舉措尤多失當,
且賦性剛愎,不知悛改,擬請予以撤職處分,以示懲戒,而平民忿。

 

可見父親對柯遠芬濫殺鎮壓的主張,完全不能認同,徹底反對。
他以國防部長的身分,三番四次下令「禁止濫殺,公開審判」。
父親寬大處理的措施,對於穩定人心,起了決定性的作用,
軍警情治單位由此收斂,許多已判死刑犯人,得以免死,判徒刑者,或減刑,或釋放。
設若父親當時的態度稍顯躊躇,未能及時制止柯遠芬等人,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數就遠不止現在這些數目了。

 

父親一到台灣便馬上積極展開宣慰工作。
3月17日,下飛機後,當晚六時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廣播,宣布政府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。

吳濁流在《無花果》中記載:

 

白崇禧將軍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。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。

 

父親在台灣十六天,從北到南,到處廣播演講,宣揚政策:

 

廣播五次,對長官公署全體職員及警備總部全體官兵訓話各一次;
對省市各級公務員、民意機關代表、民意代表訓話共十六次;對高山族代表訓話二次;
對駐臺陸、海、空軍及要塞部隊訓話五次。對青年學生演講廣播二次。

 

父親這些講話,起了穩定民情、約束軍警的效應。
除了「禁止濫殺,公開審判」的命令,影響了許多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之外,他宣布的其他幾項原則方針,也有重大意義:

涉事青年學生,免究既往
捲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學生,不在少數,因恐懼報復,不敢上學。
父親最關心這些學生的安危,特別頒布命令,保證學生安全:
「凡參加事件之青年學生,准予復課,並准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,只需由家中父兄領回,即予免究。」

3月20日下午六時半,父親向全省青年學生廣播,除了保證復學學生人身安全外,並呼籲學生:

切望你們放大眼光,不要歧視外省人,破除地域觀念……。
我們要本親愛精誠,如手如足,互助合作。

 

3月27日上午十時,父親赴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廣場,對台大及中等學校學生約八千人演講,再次保證學生安全:

 

一切曾被脅迫盲從之青年學生,均應盡速覺悟,返校復課,可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,當予不究既往。
余已飭令軍、警不許擅自逮捕,並將絕對保證青年學生之安全。

 

父親再三的命令保證學生安全,當時應該有大批涉案的學生,獲得赦免,恢復上課,繼續他們的學業。

 

安撫外省公務員

 

二二八事件中,頭一個星期,全省有不少外省人,尤其是公教人員,受到毆打,有的甚至喪失生命。
因此公教人員紛紛攜眷離開台灣,
父親於3月20日下午三時,在長官公署大禮堂(今行政院),召集台北公務員講話,其間特別安撫外省公務員:

 

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,勿稍灰心。
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,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,諸君留台服務,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。
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,即就教育而言,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。
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,僅為極少數之不良分子,
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,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,
二二八事件,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,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,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。

 

有部分涉案原住民,事後攜兵器逃避山中,父親於3月26日晚間七時,於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原住民同胞廣播,
勸令逃避山中原住民交械歸來,既往不咎。並接見協助政府的原住民領袖馬智禮、南志信等人,善加勉勵。

 

父親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風式的宣慰工作,穩定民心、恢復秩序,有止痛療傷的正面巨大效果,
對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發展,起了關鍵性的作用。

近年來,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研究,以及史料蒐輯,官方及民間都下了不少工夫,出版為數甚多的書籍,
可是令人訝異的是,父親宣慰台灣,十六天中所作的重大措施及其影響效果,官方文獻,或者按下不表,或者一筆帶過。

閱讀台灣官方出版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報告,無論主導者為行政院、省政府,或中央研究院,幾乎都看不出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善後停損工作所扮演的角色。
而民間學者專家的論述,也甚少論到這一節,更無一書全面探討。
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三井、黃嘉謨兩位教授,各自撰寫過一篇論文,記錄父親來台宣慰的始末。
父親二二八宣慰史實被官方以及民間學者所忽略,細究其因,並非偶然。

 

父親自從1948年,因副總統選舉支持李宗仁,與蔣中正產生嫌隙,
更因徐蚌會戰,兩人衝突更為尖銳。
此役國軍大敗,蔣中正隨之下野,期間父親曾發〈亥敬〉、〈亥全〉兩電,建議美國出面調停。
蔣須下野,才能和談。兩封電報,觸怒蔣中正,蔣對父親一直頗不諒解。

1949年底,父親入台,本意與中華民國共存亡,可是蔣中正卻派情治人員,對父親嚴加監控,在台十七年,二十四小時有特務跟蹤。
事實上父親入台後只任閒職,並無兵權政權,而父親言行謹慎,與海外桂系勢力並無聯絡,
對蔣中正政權,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,當局對父親實在不需如此防範。唯一的原因,恐怕是跟二二八有關。
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後來台宣慰,實行了不少德政,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,
台灣人民感念其恩,在台灣民間,當時國民黨官員中,父親德望甚高。
多位台灣仕紳,一直與父親保持來往。這,就犯了當局的大忌。
雷震一案,就因雷震與台籍人士李萬居等過往太密,企圖組織反對黨所致。
有聲望的外省人士與台灣仕紳「勾結」,是當局的「夢魘」,必須阻止。

 

我閱讀蔣中正在台灣時期的日記,發現蔣對父親的確猜疑甚深,處處防範。
當局對付父親的策略,是將父親的歷史,如北伐、抗日的軍功,當然也包括二二八時來台宣慰的成績,消滅抹煞;
企圖將父親在民間的聲望,在民國史上的地位,撼搖更改。
例如官方出版唯一一本有關抗戰著名戰役「台兒莊大捷」的書籍,
登載國軍將領照片,卻獨缺白崇禧、李宗仁兩位桂系主帥。
另一方面,國民黨宣傳機構自徐蚌會戰失敗、因而失去大陸之後,一直宣傳:
華中白崇禧按兵不動,見死不救,徐蚌會戰乃敗。這項中傷謠言,一直持續,滲透到國軍軍中,迄今不散。 (上)

白崇禧-3  

民國36年4月2日,國防部長白崇禧(前)完成任務,準備飛返南京。
陳儀(後方轉頭背對者)前往松山機場送行,兩人在二二八當中的角色截然不同 

圖/取自《止痛療傷: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》非報系

【2014/03/10 聯合報】2014.03.10 03:52 a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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